在众多行业的发展中,软件产业可谓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2000年18号文件的颁布,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2001年6月,国家正式认定北京、上海、大连、成都、西安、济南、杭州、广州、长沙、南京、珠海等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并给予了支持;2003年又建立了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大连、深圳等6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我国软件产业在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几年的市场历练,正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为下一步的发展积蓄能量。 1.软件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我国软件从业人员由1998年的13.2万人增长到目前的60多万人。在人才教育方面,到2002年底,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中设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软件工程专业的有982所,其中本科院校485所,专科院校498所,计算机及软件专业在校生达到71.85万人。另外与软件相关专业的在校生约有48.26万人。我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5所高校兴办了示范性软件学院,这些软件示范学院2002年招生人数超过1.5万人。同时,各地还积极开展在职软件与应用人才的继续教育工作,并与跨国IT公司积极开展软件与应用培训的国际合作。经过近几年软件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相应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软件人才队伍,并且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2.软件企业快速成长产值规模不断扩大 2003年底全国累计认定软件企业达87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数量达到223家,年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有1691家。截至2004年末,软件企业已达到10000多家,其中上市企业近40家。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软件产业以3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我国软件产业总额仅为43亿元人民币,1999年为440.5亿元人民币,2000年为593亿元人民币,2001年为796亿元人民币,2002年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2003年达到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2004年全国软件产业销售收入完成22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35%以上。 3.软件出口高速增长 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软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1999年我国软件出口只有21亿元人民币,2001年增长到60亿元人民币(7.2亿美元),2002年达到124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2003年达到20亿美元,2004年约为28亿美元。 软件出口地区包括日本、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其中,对日出口成为主流,对欧美的出口正在进一步扩大。从软件出口类型来看,出口多样化特点明显,既有外包加工,也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还有大量随设备的嵌入式软件出口。 2004年软件与IT外包销售总额超过了260亿美元。软件出口近三年发展迅速,年增长超过50%。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大连成为软件出口的高速增长区域。尽管软件出口量仅占软件产业总量不到10%的份额,但出口额和发展速度已经相当于软件出口大国印度1995-1996年的水平。 有关专家分析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GDP7%-8%的速度稳健发展,10-15年之后中国应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全球2000强企业的大多数将落户中国,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之一。 亟待突破的瓶颈 产业蓄势,显示着我国软件业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但尚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突破。 1.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与核心技术,处于产业价值链下游,软件企业利润率不高 过去,我国软件产业多注重跟踪和模仿,对软件自主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长期严重不足,造成我国信息产业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外来技术平台基础之上。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关键应用软件方面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自主版权软件产品,国外软件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的2/3。在系统软件方面几乎没有我国自主版权软件的立足之地,国产支撑软件凤毛麟角。应用软件同样面临剧烈竞争,具有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导致我国在软件产业领域受制于人,不仅使得大量利润流入外国企业,影响我国软件产业的再发展能力,而且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信息安全。 以微软、IBM、甲骨文(Oracle)等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软件企业垄断着全球90%以上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软件及网络浏览器等基础软件、高端软件产品。而且,绝大部分产品标准的控制权掌握在美国,美国也正是利用其在软件产业领域的垄断地位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而我国软件企业的利润率却很低,以北京市软件企业为例,2003年北京市大型软件企业利润率为9.25%,中关村的软件企业平均税后利润率只有4.5%,而美国微软、甲骨文和IBM的利润率均超过30%,甚至达到70%以上。 尽管中国在日本的软件服务市场占有50%以上的份额,但多数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软件企业,目前在日本软件市场还处于三级承包或四级承包的位置。在欧美市场,目前中国的软件企业也主要是透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研究和开发中心的转包来获取欧洲和美国的订单。但值得欣慰的是,近一两年,在国内与跨国公司合作较长时间的一些企业,已经具备了直接进入了欧、美市场的能力。 2.软件企业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企业,无法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多年来一直依靠国内需求发展起来的我国软件企业,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而软件企业产品的无形性、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大、产品前期研发投入较大等特点,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等因素,使得软件企业在融资和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之间的重组和结构优化等方面存在许多障碍,造成了软件企业结构“小而散”,大多数软件企业在100人之内,3000人以上的企业只有2家,1000人以上的企业有20家左右。 产业分布状态多为“手工作坊式”,多数企业的专长仅限于软件技术,有能力向用户提供行业经验咨询的企业少之又少,更缺乏提供大型项目整体解决方案的实力,绝大多数软件企业只能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重复竞争,这直接制约了企业质量的提升,而大型项目整体解决方案这一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公司拿走。由于企业规模小,多数企业没有大型复杂项目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经验,只有极少数软件企业具有通晓国际商业惯例的人才,并具备跨国外包经验。同时,教育系统培养的软件人才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企业投入再培训精力过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这些因素,使得我国软件企业很难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带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后来居上的计策良言 作为发展中国家,就我国现实的软件产业基础和产业实际,如何实现软件强国之梦,使中国软件产业后来居上?许多业界专家、学者纷纷献计献策。 一家知名的IT咨询公司认为:“中国的软件企业,应借助在中国落户的跨国公司的市场渠道,进入其本国市场,中国企业可以从做软件转包起步,形成能力后再直接进入其所在国市场。以循序渐进的方法,积累自己的国际商业经验,快速形成规模。掌握大型复杂项目的管理能力、提升质量控制水平和用户经验。”因为这一过程是任何软件企业不可逾越的重要学习过程。“只有当你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企业进行正面竞争的实力时,你才真正具备了在中国市场上取得高端应用项目的能力。”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陈冲理事长指出,“我们的软件要出口,但出口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要透过出口实现和国际标准的衔接,透过软件外包和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了解国际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和用户需求,最终达到真正提高我国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著名软件专家倪光南认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要依托本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大力发展自主软件产业,同时在条件具备的场合努力发展外包业务,也就是学习软件强国的经验而不照搬其模式。 振兴软件产业不能依靠引进跟随。倪光南指出,“过去中国软件产业主要是在应用软件方面,而在基础软件方面(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Office等重大应用软件)基本上是空白。有人认为,外国花了上千亿元开发出操作系统,我们只花一千元就能买到,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搞?主张买基础软件,做应用软件;或者主张照搬印度模式,主要做外包。但这种引进跟随策略不可能振兴中国软件产业。如果这样做,中国软件产业至多只能成为下游产业,既不可能有丰厚的利润,还会受到上游软件的制约。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软件产业还有信息安全方面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有应用软件,没有基础软件,那么,在信息安全方面就不可能做到自主、可控,国家的信息化和信息安全都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自主创新,振兴我国软件产业。近年来,自主创新,振兴软件产业已有一定成效。基于开放源代码的国产Linux操作系统已经在服务器领域得到应用,在桌面计算机领域也开始了应用。除了操作系统以外,其他国产基础软件包括数据库、中间件、Office等大型通用软件也通过自主创新,逐渐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在某些地方开始了应用。由于有Linux的支持,我国许多单位已研制出龙芯等国产CPU,并基于国产CPU和Linux构成网络计算机NC,使中国有了自主核心技术的桌面计算机,在电子政务、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应用,中国IT“空芯化”的问题得到了改进。 对自主创新开发基础软件倪光南的观点很明确,“如果用‘市场换技术’,将投入基础软件的几个亿去买外国的基础软件,也许可以买到几十万分Windows、Office等软件,但我们将永远不会具备做基础软件的能力,只能永远买下去。那么,中国几千万用户以至不远将来的几亿用户的操作系统、Office等软件将需要化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去买;而且,我们的信息系统将永远依靠外国公司发布补丁才能正常运行……。很明显,除了依靠自主创新以外,在基础软件方面,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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