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创始型企业营销”的课堂上听说有一种可以将声音定向传播的扬声器时，我怀疑这是一个虚构的案例。毕竟，这种扬声器太神奇了，可以将声音定向传递给一群人中 的某一个，而他旁边的人则听不到，这完全不符合我从小接受的粗浅的物理常识。

　　教授告诉我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的产物。接着他拿出一张照片，图片里一个人得意地拿着一个大盘子大小的扬声器，宣称这种扬声器的商业成本不过几百美元并且还大有降价余地。我这才感受到了这种科技的真实性。

　　对很多人来说，故事中看上去最吸引人的应该是这个神奇的扬声器，其次应该是那个著名的媒体实验室和实验室里为大家熟知的著名的尼葛洛庞帝教授。不过真正吸引我的，则是媒体实验室后面的那个创新的等式。

　　创新 = 人才制度 + 知识库 + 资金 + 市场信息

　　这种神奇扬声器的发明人是媒体实验室的Joseph Pompei博士。Pompei原来是一名声学工程师，但是他一直都希望发明一个很酷的喇叭。后来，他认为自己应该发明一种可以定向传播声音的喇叭，于是开始在工作之余在美国各大图书馆寻找相关资料。不久，Pompei找到了实现这一设想的理论依据：用超声波制造出一个看不见的声道，让声音在其中传播。Pompei意识到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无法完成这项发明，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于是他决定申请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博士。

　　Pompei的申请获得了通过，而且他的导师也认为这项发明很有意义，于是为他精心设计了学习和研究计划。Pompei在迅速修完必要的基础课程后就开始深入到和他的发明有关的课程学习中。终于，在获得博士学位前，Pompei的发明取得了成功，并且获得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创新奖项。

　　媒体实验室的运作也值得一提。媒体实验室是麻省理工学院众多实验室里比较特别的一个，它拥有所有人事任免和招生权力。尼葛洛庞帝教授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该学院的很多实验室的人事和招生权力是归学校所有的。同时，媒体实验室拥有大量著名企业的资助，但是这些企业无权要求资金被使用于特定项目。作为回报，企业可以优先享用媒体实验室所有专利技术成果，在两年内这些专利不能被非资助者使用。

　　Pompei如今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推广和安装这种设备。汽车装上了这种设备，可以为驾驶座和乘客座的人提供不同的音乐；博物馆利用这种设备可以在不同的展品前播放不同的讲解信息而不会互相影响；游乐园也可以用这种设备制造出更炫更酷的游乐项目。Pompei坚持自己做这个公司，而不是把专利卖给某个经营团队。他认为这个技术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不信任商业投资者愿意在这个阶段继续投资改进该设备。

　　在Pompei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几个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毫无疑问，没有Pompei的个人才华和他的导师这样的伯乐，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应该看到，Pompei获取知识的途径相当灵活，他可以从图书馆获得知识，也可以向导师学习。他读博士的目的非常明确，选择研究所也有明确的标准，甚至自己的课程也精心选择，所以他最终获得的知识信息也非常有目的性。同时，媒体实验室挑选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不是一刀切。尼葛洛庞帝教授甚至说：“媒体实验室想要的学生或者教师，可能根本不能申请进入、或者不想来麻省理工。”所以说，特别的人才认可机制是这个发明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

　　其次，Pompei最早的知识来自互联网和各个图书馆，这些由先进的科技资料组成的知识信息库对创新发展也至关重要。

　　另外，媒体实验室协作企业的资金支持也必不可少。实际上，是媒体实验室在帮助企业用合理的成本试探数百个研发的方向，并且让所有参与的企业能够公平地从中受益，而任何一个企业单独试探这么多方向肯定会投入过高。看看媒体实验室的成果，也足够让这些国际巨头们争相加入该实验室的资助者名单。

　　最后，市场化使技术的价值被集中体现出来。由于媒体实验室本身就集中了技术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为本实验室的技术提供了一个供求信息平台。这项技术最早就得到了实验室资助企业的青睐而走向市场。不过，Pompei认为这项技术还可以在更多领域应用，但是由于很多企业还不知道这项技术，很多人都不敢想像有这样的技术，也就限制了这项技术的应用机会。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创新案例里，市场信息这个环节还是有些美中不足。

　　Imedia五剑客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西海岸湾区的创新“麦加”——硅谷。Imedia公司的产品是一种数字电视技术产品，可以把一个模拟频道的信号几乎实时地拆分成24个数字频道，这在1996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数字计算技术。该技术是视频点播和数字电视技术的基础之一，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该技术的发明者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名博士和一名硕士，他们也是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同事，其中负责技术的Heller已经50多岁了。

　　这四个人于1994年创办了Imedia公司，开发一种数字视频算法，这和他们过去的工作并不相同，因此没有专利和专有技术冲突。和硅谷的很多工程师一样，他们的第一间办公室也在自己的车库里。很快他们就遇到了资金困难，他们的大学教授帮他们联系上了自己的一个学生——美国一家著名科技公司EFI的创始人，被一些人尊称为以色列技术工业之父的Arazi。Arazi听到这个想法后表示愿意收购Imedia公司，但是4个人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售公司。于是，时年61岁的Arazi索性辞去了EFI的CEO，只保留了董事长的职位，带着100万美元的现金投身到Imedia公司，获得该公司35%的股权。

　　Imedia公司成立短短一年半后的1995年11月，4个人就完成了该技术，并在洛杉矶南部小镇安娜海姆的一个行业展览上正式推出，引起参会者的关注。第二天，TCI的CEO就和他们展开了谈判，愿意代理这项技术。实际上，由于预计美国电信市场会不断走向开放，这些传统的模拟电视网络提供商都明白，这个技术对他们可能是根救命稻草。而Arazi则在其中发挥了自己丰富的商业经验，帮助这家公司从技术创新走向成熟的商业运作。

　　同学加同事的关系、4个才华横溢敢于冒险的工程师对技术的执著、教授的热情帮助、校友Arazi敏锐的眼光和创业激情、团队的明确分工和高效合作、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TCI和各个大公司高管出席的那个安娜海姆的展览会……这一切配合得那么默契，这就是硅谷带给我们的联想。还是那个等式：创新 = 人才制度 + 知识库 + 资金 + 市场信息。

　　接下来的故事也许更有启发性。不久，随着技术走向成熟，他们觉得自己在公司的价值已经不明显了。于是有部分人带着12.5%的股权离开了公司，Arazi继续留在那里打理公司的事务。1999年，Terayon公司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Imedia公司。这对于Arazi来说也许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财务项目，因为他以前创立的两家公司都卖过了10亿美元，但是对于其他几个人来说，他们就这样掘到了第一桶金。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除了Arazi是犹太人，4个技术创始人中还有两名是亚裔。现在，Arazi担任一家以色列技术公司SeeRun的董事长，仍然担任管理和商业拓展的职责。两名亚裔中的一个创建了一家贸易管理软件公司，由于最终无法继续得到投资于2004年12月被收购。另一个创建了一家科技公司，继续开发自己比较熟悉的视频技术，今年4月还和摩托罗拉签署了一份共同拓展技术市场的协议。

　　创新等式之外：Linux和互联网精神

　　创新究竟是被理想驱动还是被财富驱动？商人们试图用厚厚的钞票说明他们对于创新的决定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创新背后的文化因素。某种意义上讲，很多风险投资人也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有着自己的信仰，并且绝对不限于金钱。

　　如果没有互联网和Linux，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让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和理想对创新的作用。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就能发现，人们表达自己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幸运的是，计算机工程师表达自己的方式是一串串代码，你很难用金钱来说明这种现象背后的动机。所以，在Linux社区里，我们可以听到诸如“精神领袖”这样的词汇，而计算机天才们在满足了他们并不过分的物质需求后，会在这种精神的号召下推动着信息技术的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驱动，如果只有商业价值一条衡量指标，很多创新可能都不会发生。

　　诚然，有一些商人也抓住了Linux的商机，可是这些Linux公司都不敢也不会放弃这种开放的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互联网精神。虽然像红帽这样的Linux领导厂商就其规模来看在IT产业也只能算上一只蚂蚁，但是谁又能否认他们对未来信息产业带来的大象一样的震撼力量呢？确切地说，红帽等Linux公司大象一样的震撼力完全源自于互联网的精神和文化力量。

　　几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但是很优秀的网络动画设计师，经常通宵达旦地在电脑边工作。他也曾经抱怨自己的团队总在下班前给他一个明早必须完成的事情，让他不得不熬夜干活。但是他更喜欢看到最高难度的想法被自己实现的感觉，那时候他会觉得一切都得到了回报。不知道这种满足感是否能用等式另一边的钞票来衡量，但是我相信以他的才华和获得的收入来判断，他的回答应该是真诚的。

　　所以，从一个具体公司的微观商业层面讲，资金是创新必须的动力。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讲，一个富于创新的社会必须要有创新的文化和理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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