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软件外包，尤其是对日软件外包市场的“井喷式”发展，让我国企业欣喜若狂。分羹对日软件外包，已悄然成为产业界的一种时尚。   　　然而，面对庞大的市场商机，我国企业却始终停留在软件外包这条产业链的最底层。要实现质的飞跃，还需要克服源于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种种乏力感觉。   　　所幸的是，这些感觉只是欲说还休的“痒”，而非难以承受之“痛”。   　　对于我国软件企业而言，日本软件外包无疑是个值得喝彩和期待的市场。在这里，印度企业的优势难以体现，而中国企业则拥有足够的油水和成长空间。   　　但是，现实的烦恼总比意料中的要多些。即便是目前对日外包最成功的企业，也总是在美好的远景与自身的虚弱感之间徘徊。一种发自生理和心理深处的多重“痒”感，正在撩拨整个产业的神经。   　　软件企业为何而“痒”，它们又“痒”在何处？在走访大连软件园期间，这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记者的脑海中。   　　蛋糕与胃口的反差之痒   　　过去几年，我国对欧美软件出口进展缓慢，而对日软件出口却呈现“井喷”局面。原因很简单，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的理解上，都与日本有着比较大的相似性。这导致日本企业更愿意将包发给中国，而不是发给印度企业。   　　据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软件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其中对日出口占较大比例。据一份对全国部分软件出口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的调查显示，中国软件出口60%到日本。而据国家海关总署统计，2003年北京对日软件出口额接近1亿美元，占到北京软件出口总额的67.6%。   　　然而，令中国企业心痒无比的却是：尽管日本软件外包对中国企业青睐有加，而中国企业却无法承受“厚爱”，它们所能获得的订单与总量难成正比。   　　据统计，目前全球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已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10%左右的市场份额计算，日本软件外包市场在100亿美元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连华信作为国内最大的对日外包企业之一，其2003年软件出口仅为2700万美元，其中还包括部分欧美外包业务。整个大连软件园2003年的对日软件出口在全国排列第二，也仅为5000万美元左右。全国对日出口的总额不及1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所能吃到的蛋糕还不到日本外包市场总量的1/10。   　　华信总经理刘军的估计则是：“2003年日本外包市场总量为60万人次，可以发到中国的包为30万人次，但实际上中国对日外包的人数总量尚不足3万人次。”相比对日软件外包这个大蛋糕，我们的胃口显然太小。   　　难以逾越的规模之痒   　　市场如此之大，为何我们的胃口却如此不足？原因很简单：中国企业自身规模有限，根本接不了大单子。   　　对于希望承接欧美软件外包大单子的企业而言，500人的规模绝对是一道门槛。不满足这一点，对美国企业是没有足够吸引力的。而实际上，中国企业能超过500人规模的并不多。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家从事软件外包的软件企业，但规模大多在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间，最多也不超过两千人，这与印度和美国软件企业动辄几万人的规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我国企业更多只能接些最底层的编码订单，而很难能够进入系统设计等业务，更别说承接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了。   　　“欧美企业更喜欢将整个项目外包，我国小企业根本接不了手。”在刘军看来，印度企业在这方面的优势相当明显，“印度万人以上软件企业可以将1/3的员工派到美国。但中国企业别说派500人去美国，就是派50人去美国也很难做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接欧美的包？”   　　而日本外包市场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日本企业一般都是向其国内的企业如NEC、NTT等发包，由这些企业进行上层的设计工作，然后将底层的编码任务分包到海外，以降低成本。相比之下，这种模式无疑更适合发展初期的中国企业。这也是中国外包市场主要面向日本的重要原因。   　　“日本企业也希望将整个包发给中国，我们现在正着急扩大企业的规模。”刘军说。目前，刘军麾下的华信公司拥有员工1300人，并计划在2006年扩至3000人。即使这样，华信的规模也依然难以与目前的印度大企业相比。   　　我国企业要多久才能克服这种规模之“痒”？大连软件园总经理高炜对此认为，中国企业要达到目前印度企业的规模水平，至少还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人才短缺之痒   　　中国企业要扩大规模，首先要克服人才瓶颈。可以说，人才的缺乏，是中国企业长不大的根本症结所在。   　　高速膨胀的大连软件园难解人才困境。近年来，由于国内外企业纷纷入驻大连，大连的人才供求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才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大连产业的“生态环境”了。   　　一般来说，一个外包项目大多分为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等几个大的阶段。其中设计又包括整体设计、系统设计(把整体架构变成一块块系统)、详细设计几个环节。详细设计之后软件就变成了一块块模块，之后才进入编码阶段。一个模块，写上二三百句Coding，这相对简单，属于软件蓝领做的事。但最后测试的难度却不亚于系统框架的制定，这需要相对高端的设计师来完成。   　　对于大连企业而言，编码人才固然缺乏，但更缺的还是中高端的设计人才以及管理人才。道理很简单，一个管理人才可以带10个人的队伍，而10个管理人才则可以组建100人的“舰队”，高端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连软件园总经理高炜对此的看法是，软件蓝领这样的初级人才可在短时间内得到满足，中高端人才却很难挖掘。一是数量本来就少，二是流动性很大，难以控制。“更何况，目前包括猎头公司在内的整个人才链尚处于空缺状态。”   　　面对近乎海量的人才缺口，大连市政府和大连软件园不得不将其工作重心由原先的“招商”悄然转为“招人”，大连在日本举办的几次专场说明会，也逐渐以吸引人才为主。最近，大连市政府还在制订一项旨在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即通过丰厚的人才补贴，从而降低企业的成本。   　　同时，大连各方也在积极“自我造血”。近3年来，大连软件园附近院校所培养的对日外包领域的在校生已超过1万。其中仅东软软件学院就达6000人。其他大学中的软件人才也达到2000人左右。除学历教育外，相关的非学历教育也大行其道。比如说大连华信开办的培训中心目前学员已经达800人，未来几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人才之“痒”，令政府、软件园、软件企业无不抓耳挠腮。但高炜对此保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短期看人才是最短的木板，但长期来看，通过市场传递的强烈信号，人才问题完全可以在5年内得到解决。“任何爆炸式增长的市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毕竟是一个好的信号。”   　　高炜的判断依据是，印度当年也遭遇到同样的人才“阵痛”。但在市场供求作用调剂下，印度软件产业出现了一批新型培训机构，使人才问题得以解决。“与其说印度的软件公司很利害，倒不如说印度的教育机器利害。中国同样会这样螺旋式上升。”   　　看来，中国企业承受之“痒”并非顽症，对日软件外包市场依然前景光明，这需要我国企业耐心地培育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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