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份，中国决策层有关中国经济走向的大讨论，已创自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频率纪录。

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这个最高决策群体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结2008年上半年说：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但总体上，他的结论是：机遇大于挑战。

此次会议之前，从7月4日至20日，短短10几天之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先后赴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企业经营情况。其间，温家宝还连续召开3次座谈会，邀请各方人士商谈调控大计。

呈现在决策层面前的是一个诸恶皆出的局面：雪灾、地震、水灾伴随的上半年，通货膨胀难以抑制;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美元贬值中损失惨重;A股跌去一半市值时，楼市则出现投资者“断供”逼宫局面。更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半政府性质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爆发危机，使得人们几个月前公认的“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一说彻底破产——最乐观的估计，美国经济还将放缓两年。

似乎为了给大讨论作出回应，7月23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发出题为《冬天的使命》的内部邮件，号召阿里巴巴全体准备“过冬”。当天阿里巴巴股价报收9.81港元，比半年前最盛时缩水75%。整合几十万家中小企业外贸于一体的阿里巴巴堪称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根据艾瑞统计，占据行业50%市场份额的阿里巴巴上半年业绩只获得4%的增长——远逊于连续多年50%以上的增速。“这个冬天将非常漫长。”马云说。

突然之间，最棘手的问题似乎从通胀转移到经济放缓上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决策者将防止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作为重心，这意味着，通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为此可以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为了回笼过量货币，自去年下半年起央行5次息、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对于这一调控路线，业内毁誉参半。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坚持认为，通货膨胀纯粹因发行货币过多，而非粮食、能源成本上涨导致。他主张实行最坚决的紧缩货币政策。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历次加息，决策层都留余地，稍显保守。结果负利率长期得不到纠正，银行贷款无法从根本上控制。他建议加息应更大胆些。

但紧缩政策负面影响已经显现。据有关媒体报道，银监部门向上递交报告称，强迫银行增加储备金，已经伤害银行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样是陈志武，他发现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效率低而又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得到更多资金的支持。而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反而成了紧缩货币政策的牺牲品。被视为民间金融风向标的温州地下贷款年利率一度达50%。

2008年上半年全国GDP同比增幅10.4%，这并非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数字。甚至如煤炭、农业等行业还逆势上涨。但浙江省工商局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浙江2/3的纺织企业平均利润只有0.02%，即将进入系统性亏损。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提出警告：通货膨胀趋势之外，供给，即企业的制造能力遭遇严重冲击。二者交织在一起使得调控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对此任何人不能抱有幻想，整体性拐点已经来临。

7月22日，温家宝在广州考察时勉励企业，要准备“啃硬骨头”。并表示中国的外贸政策将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制造业必须勇于承担这份压力。

症结所在

坚定的反通胀立场此时似乎不再坚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无论如何，通胀的治理都应该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首位，这是民生问题。只不过，因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趋势使得贸易顺差缩小，同时也会缓解石油上涨——这将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此时应把解决应急的经济放缓放在首位。

政策何去何从成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时间和机会却可能在争论中逝去。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悄然与抑制物价并列为第一要务。

中国并非第一次遭遇严峻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减速，但是二者之前从未同时发生。滞胀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推出，在有助于抑制通胀或者推动经济的同时，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问题的另一面。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经济何以进入如此诡异的格局?在众多因素交织角力的表面之下，有一条潜行之线实为各方矛盾的药引。

进入2008年以来，产煤大省山西电煤竟然严重紧缺，煤炭行业爆棚，电力行业却全行业亏损;油价攀升到140美元/桶之时，中石油利润却巨幅下降;巨大价格差导致大量原油走私，甚至大米也成为走私的对象——几乎全部要素价格的扭曲在今年得以集中爆发。这一僵局背后隐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回避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的要素价格放开以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

花旗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30年改革开放仅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产品市场。而要素价格持续扭曲造成生产成本严重低估，这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

人为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得中国经济对资源需求无限扩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这最终导致供求关系失衡，从而引发通胀。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这种扭曲在企业层面形成粗放式发展模式;而手握所有资源价格权利的政府攫取了社会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形成依赖投资和出口，而非内生式经济发展模式。

陈志武的观察为此提供了佐证：自1995以来的13年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中国的资产性财富共约115.6万亿元。其中，国家约占76%，民间占24%。将资产性财富增值转化成民众消费需求，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佳方法。

因此，惟有压制基本要素的需求，才可使通胀缓解，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基于此，谢国忠认为首先要放开要素价格管制，即使短时间内阵痛难免，也必须纠正此前的扭曲。

“也许会有经济运行平稳的时机来进行这些调整，但每当有这样环境，也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谢国忠指出，中国应当机立断，借势而为。他以10年前的亚洲经济危机激励决策者：2008年不仅仅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考验领导力的一年”。